呼吸秋千(73)_赫塔·米勒

七三

　　▼總有一天我會走在優雅的鋪石路面上

　　第四個和平年到來了，山菠菜依舊婉轉悠揚地綠著。我們再也沒有發狂的饑餓，也就不用採食它了。我們確信，餓了我們四年後，再讓我們吃飽，不是想讓我們回家，而是讓我們留在這裡幹活。每一年，俄國人都期盼著來年，而我們卻心存恐懼。於我們而言，舊時代擋住了去路；對他們來說，新時代流入了他們遼闊的國度。

　　有傳言說，圖爾·普裡庫利奇和貝婭·查克爾這些年來在洗衣間裡私囤衣物，拿到集市上售賣，再與施矢萬涅諾夫分贓。這一行徑導致許多人凍斃；就算按營規，他們也該有內衣、工作服和鞋子。我們不再去數死了多少人。可一算過了幾個和平年，我才知道，在特魯迪·佩利坎的醫務室記錄中，從第一個到第二、第三、第四個和平年，有三百三十四個人永遠安息了。一連好幾個星期，我不去想這個數字，可是有一天，它像撥浪鼓般出現在腦海裡，從早到晚跟隨著我。

　　焦爐組的鈴聲響起時，我常常想，那是辭舊迎新的鐘聲。希望能有一天，我看到的不是營地林蔭道邊的長凳，而是公園裡的長凳，上面坐著個自由人，一個從未進過勞動營的人。一天晚上，在舞場上，大家都在說著「縐膠底」^[86]。我們的歌手伊蘿娜·米悉問那是什麼。卡爾利·哈爾門朝律師保羅·加斯特瞥了一眼，說「縐膠」是諧了「翹辮子」^[87]的音；在荒原上空的天堂裡，我們都穿「縐膠底」的鞋。伊蘿娜·米悉依然將信將疑。聊完「縐膠底」，大家又說起「法烏利騰」^[88]，據說如今在美國很流行。伊蘿娜·米悉又問「法烏利騰」是個啥。手風琴手康拉德·凡恩覺得，「法烏利騰」嘛，是種髮型，就像是耳朵邊兒翹著個鳥尾巴。

　　每隔兩個星期，俄國人村子電影院會為我們這些囚犯放電影和每週新聞紀錄片。電影有俄國的，也有美國的，甚至有從柏林調過來的UFA^[89]電影。在一部美國新聞紀錄片中，五彩紙屑像雪花般在摩天大樓間飄舞，絡腮鬍子的男人們穿著「縐膠底」鞋高聲歡唱。看完電影，理髮師奧斯瓦爾德·恩耶特說，大鬍子就叫「法烏利騰」。他說，我們如今是徹底俄國化了，可同時又跟美國人一樣時髦。

　　我也不知道啥是「法烏利騰」。我很少去電影院。因為上夜班，放電影時不是在地窖裡，就是給地窖的活兒累得緩不過勁。不過這個夏天我有了橡膠軟鞋，因為柯貝裡安送了我半個輪胎。還有，我可以鎖上留聲機箱子了，因為保羅·加斯特給我做了把鑰匙，上面有三個精巧的小凸起，像是鼠牙。此外，我還從木匠那兒弄到一個配了螺絲鎖的新木箱。我一身上下都是新衣。「縐膠底」鞋根本不屬於地窖，「法烏利騰」自己會長，也許挺適合圖爾·普裡庫利奇那張臉。我覺得它滑稽透頂。

　　我心想，儘管如此，應該會有那麼一天，作為平等的人跟貝婭·查克爾和圖爾·普裡庫利奇在別的地方碰面，比如說，在某個火車站，有鑄鐵壁柱和蔓綴的牽牛花，像一個溫泉度假地。比如說，我上了火車，發現圖爾·普裡庫利奇坐在同一包廂內。我會打個簡短的招呼，在斜對面坐下來，僅此而已。我會表現得好像就僅此而已，因為我會看見他的婚戒，卻不會問他是否是跟貝婭·查克爾結的婚。我會打開三明治的包裝，放在小折疊桌上。

　　白麵包上塗著厚厚的黃油，還有粉紅的熟火腿。三明治不好吃，可我不會讓人看出來它不好吃。或許，我會碰到齊特琴手洛瑪。他會和歌手伊蘿娜·米悉一道來。我會看見她的甲狀腺腫塊又長大了。他們是來接我去雅典娜音樂廳^[90]聽音樂會的。我會用假嗓跟他們說抱歉，請他們暫時離開。然後我會變成驗票員和引座員，在入口處接待他們，伸出食指說：請出示你們的票；我們這裡是按單雙數的，你們是113和114號，得分開坐。直到我笑出聲來，他們才認出是我。或許我根本不會笑。

　　我還設想過，可能會在一個美國都市里，再次碰到圖爾·普裡庫利奇。他沒戴婚戒，卻挽著策莉姐妹中的一個走上臺階。策莉沒有認出我，而他卻像埃德溫叔叔那樣眨了眨眼睛。埃德溫叔叔眨眼時總愛說：這下我又拿一根睫毛冒險了。我也許會繼續向前走，僅此而已。或許我從勞動營出來時，還是挺年輕的，就像人家說的，風華正茂，一如伊蘿娜·米悉顫動著喉頭用詠歎調唱到的：我才要滿三十歲。也許我會第三次、第四次遇見圖爾·普裡庫利奇，在我的第三個、第四個、第六個、甚至第八個未來，我仍會頻繁地遇見他。

　　也許有一次，我從旅館三樓的窗戶朝下面的街道看，天也許正在下雨。下面有個男人準備撐開傘。傘卡住了，他忙了許久才打開，渾身都淋濕了。我也許會看到，那雙手是圖爾的，但他不會知道我在看。我也許會想，要是他知道的話，就不會花那麼多時間撐開傘了，或者就會戴上手套，或者根本不會出現在這條街上。如果那人不是圖爾·普裡庫利奇，只是有雙他的手，我便會趴在窗口沖他喊叫：到街對面去啊，那兒有雨篷，你就不會淋濕了。他興許抬起頭來說：怎麼跟我你呀你的。我便會回答：我沒看到您的臉，我只是用「你」來稱呼您的手。

　　我曾想像，有一天會走在優雅的鋪石路面上，那個地方迥異於我出生的小城。優雅的鋪石路面是黑海邊上的一條人行道。海水蕩漾著，泛起白色的泡沫，那景象是我平生所未見。人行道上閃爍著霓虹燈，薩克斯管吹奏著樂曲。我會遇到貝婭·查克爾並且認出她，她眼睛轉動時依舊那般遲疑，目光依舊那般偏斜。我肯定沒有臉，因為她沒有認出我。她依然一頭厚重的頭髮，只是沒有編結髮辮，白如麵粉的頭髮在鬢邊飄動，如海鷗展翅。她的顴骨依舊突出，下棱角分明的暗處如正午時分兩個屋角下的陰影。我會想起那個直角，想起營地後面的居民點。

　　上一年的秋天，營地後面興建了一處俄國人定居點。從芬蘭運來實木構件，蓋成一排排芬蘭式的房舍。卡爾利·哈爾門跟我描述道，那些構件嚴格按標準加工，且配有詳細的安裝圖紙。不過，所有構件卸貨時都搞亂了，誰也不知道，哪些跟哪些搭。結果安裝時鬧得一團糟，構件要麼少了，要麼多了，要麼拿錯了。那些年，只有那位建築工程師把強迫勞工當作文明人，因為在他們的國家，直角就是九十度。他覺得遣送來的人有頭腦，因此我才記住了這些。在一次抽煙休息時，他在工地上大談社會主義的良好願望與無能。從他這番話裡人們認識到：俄國人知道什麼是直角，但就是做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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