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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貝多芬傳 　　▼序 　　二十五年前，當我寫這部小小的《貝多芬傳》時，我並不想寫成一部音樂學方面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處於苦惱不堪的時期，經受著既能摧毀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風雨。我逃離巴黎，來到我兒時的伴侶貝多芬身邊，尋求十天的庇護，在人生的戰場上，他曾多次給予我支持和幫助。我來到他的故鄉波恩，重新覓得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在科布倫茨的訪問，我從韋格勒的孫兒們身上，又見到了韋格勒夫婦。 　　在美因茲，我聽到了由韋恩加特納[1]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樂演奏會。在這浸透了他的苦難、勇氣、歡樂與悲哀的灰暗潮濕的四月天，在霧氣彌漫的萊茵河畔，我與他單獨相處，傾訴衷腸；我跪倒在地，他以強有力的手將我扶起，為我的新生兒《約翰·克利斯朵夫》施洗。在他的祝福之下，受到鼓舞的我，與人生重新締約，踏上了重返巴黎的路程，一路上向上帝唱著痊癒者的感恩曲。那感恩曲就是這篇傳記，起先由《巴黎雜誌》發表，繼而由貝璣[2]拿去刊載。我沒想到它的聲音會傳到朋友們的圈子之外。但是，「命運就這樣註定了……」[3] 　　贅述諸多枝節，懇請讀者見諒。因當今有些人會在這首頌歌中尋求按嚴格的史學方法撰寫的學術著作，我不得不對此做出回答。我在某些時刻，也會充當史家。在《亨德爾》和有關歌劇研究等若干著述中，我也曾為音樂科學做過認真的奉獻。然而《貝多芬傳》卻不是為學術而寫作的。這是受傷的、被窒息的心靈之歌，是它復蘇後，重新振作起來，向救主感恩的歌。我知道，這救主已被我改頭換面，但一切從信與愛出發的行為無不如此。我的《貝多芬傳》便是這樣一種行為。 　　人們踴躍購買，給這本小書帶來它所不曾企求的好運。這個時代，法國成千上萬的生靈，受壓制的理想主義的一代，都焦慮地期待著那一聲解放的號令。這號令，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中聽到了，於是他們從中尋求支持。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誰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真像是唱天主的羔羊[4]時的教堂，——誰不記得那些注視著祭祀禮的痛苦的臉，因受到啟示而滿面生輝？今日的生者與昔日的生者已相距很遠了。（但他們能否距明日的生者更近呢？）本世紀初的這代人裡，多少隊列已被橫掃：戰爭好比一個無底深淵，他們和他們最優秀的兒子都在那裡面失去蹤影。我這小小的《貝多芬傳》保留著他們的形象。出自一個孤獨者手筆的小書，竟無意中與他們相似，而他們也從中認出了自己。一個藉藉無名者寫的小冊子，從一家默默無聞的小店出來，幾天之內便廣為傳播，它已不再屬我所有了。 　　我剛把此書重讀了一遍，雖說寫得還不夠充分，我也不打算再改動了[5]。因為它應當保留最初的特色，以及偉大一代的神聖形象。在貝多芬百年祭之際，我要把對一代人的懷念，和對他們的偉大同伴，正直坦誠的大師的祭奠結合在一起，是他，教給了我們如何生，如何死。 　　羅曼·羅蘭 　　一九二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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