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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革命[17]爆發了，開始席捲全歐，也佔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熔爐。貝多芬於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註冊入學，聽那位有名的奧洛格·施奈德的德國文學課。此人後來當上了下萊茵省的檢察官。當人們在波恩聽到攻佔巴士底監獄的消息時，施奈德在講臺上朗誦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使學生們群情激昂。[18]第二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詩歌集[19]。訂購者名單中有「貝多芬和勃羅寧」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戰火[20]蔓延到波恩，貝多芬離開家鄉，去音樂之都維也納定居。路上，他遇到了開赴前線與法國作戰的黑森州[21]部隊，此事無疑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間，他將弗裡德堡的戰鬥詩篇譜成了音樂，即《出征歌》和一首愛國主義大合唱：《我們是偉大的德意志民族》。可是，儘管他謳歌了法國革命的敵人，革命仍征服了世界和他的心。從一七九八年起，雖然奧地利和法國關係緊張，貝多芬卻與法國人及其使館，還有剛來到維也納的貝納多特將軍[22]有親密的交往。言談間貝多芬常流露出傾向共和的情緒。這種傾向在他以後的生活中變得益發強烈。 　　這個時期施泰因豪森為他畫的肖像，相當精確地反映出他當時的風采。較之後來的幾幅，恰如蓋蘭[23]畫的波拿巴之於後來的那些拿破崙肖像。拿破崙在那張畫上，面部表情嚴峻，激情似火，野心勃勃。貝多芬在這張畫上顯得比真人年輕、瘦削、挺拔，上衣的高領使脖頸顯得有些僵直，目光似乎睥睨一切而又有點緊張。他深知自己的價值，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七九六年，他在記事本上這樣寫道：「拿出勇氣來！儘管身體不佳，但我的才華必將獲勝！……二十五歲！現在已經到了！我二十五歲，到時候了……今年我非大顯身手不可。」[24]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說，他目空一切，舉止放肆，讓人討厭，說話時外省口音很重。只有他的至交好友才知道在這生硬倨傲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十分善良的心。他將自己獲得的成功寫信告訴韋格勒時，腦子裡出現的第一個念頭是：「比如我看見某個朋友經濟困難而我又沒錢幫助他的時候，我只須伏案工作，用不了多久，便能幫他擺脫困境……你瞧，這多好。」[25]稍後，他還說：我的藝術應該造福于窮人。 　　此時，病痛已在叩門，且一旦上身便不再離開。一七九六至一八〇〇年期間，耳聾症開始肆虐[26]，耳鳴不分晝夜地折磨他，內臟也疼痛不已。聽覺逐漸衰退。一連好幾年，他都不告訴任何人，即使對至愛親朋也諱莫如深。他避免與人交往，怕自己的毛病被人發現，將這種可怕的秘密深藏胸臆。可是到了一八〇一年，他再也忍不住了，在絕望之中，他把這個秘密告訴了兩個朋友——韋格勒醫生和阿曼達牧師： 　　我親愛的、善良的摯友阿曼達，……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貝多芬痛苦極了。要知道，我身心最高貴的一部分，我的聽力已經大大下降，就在咱們在一起的那個時候，我已感覺到此病的先兆，但我沒有說出來，打那以後，更是每況愈下……我能好起來嗎？我當然盼著這一天，但希望很渺茫，因為這種病是沒法治的。我必須過著痛苦的生活，避開我所熱愛和珍惜的一切，在這如此悲慘而又自私的世界上！……我只能遁世隱居，聽天由命。我何嘗不想擺脫病痛，但這可能嗎？……[27] 　　在給韋格勒的信中，他這樣寫道： 　　……我過著淒慘的生活。兩年來，我謝絕一切社交，因為我無法與人交談，我是個聾子。如果我從事的是另一種職業，那還有幾分可能；但以我目前的職業來說，情況就太可怕了。我有不少敵人，他們會怎樣說呢？在劇場，我要儘量靠近樂隊才能聽明白演員說的話。離得稍遠一點，我便聽不見樂器和演員高亢的聲音……別人說得慢，我勉強能聽見，如果一嚷嚷我就受不了……我常常詛咒自己為什麼還活著……普盧塔克[28]教導我忍受一切。如有可能，我倒願意向命運挑戰；有時候，我活得真像上帝的一個最可憐的造物……忍！多麼叫人難受的避難所啊！但我別無選擇！[29] 　　 　　＜貝多芬約三十歲時（甘道爾夫·施泰因豪森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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