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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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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傳 一百年前,俄羅斯一位偉人為我們這一代點燃了一支最純真的火炬,照亮了我們的青春。在即將結束的十九世紀陰霾蔽日的黃昏,他像一顆能撫慰人的星星,以他的目光吸引並安慰我們年少的心。法國有許多人不僅將托爾斯泰看做一位受人愛戴的藝術家、朋友、知己等等,還將他視為歐洲藝術中惟一真正的朋友。我就是其中之一。在緬懷他的同時,我願向他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敬愛之情。 我永遠忘不了我初次聽說托爾斯泰的那些日子。那是一八八六年。經過幾年默默地發芽生長,俄羅斯藝術的美妙鮮花忽然綻開在法蘭西大地之上。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譯本來勢迅猛地同時在所有的出版社印行。從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七年,巴黎出版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童年與少年》、《波利庫什卡》、《伊萬·伊裡奇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說和民間故事。在幾個月、幾個星期之內,我眼前出現了整個偉大人生的作品,反映出一個民族,一個嶄新的世界。 我剛剛進入高等師範大學。我和我的同學人人各有一套主張。我們這個小圈子裡,有現實主義者和諷刺家,如哲人喬治·杜馬[1],有熱情歌頌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詩人如蘇亞雷斯[2]、有古典傳統的忠實信徒、司湯達派和瓦格納派、無神論者和神秘主義者。我們爭論不休,互不相讓。但幾個月之後,我們的矛盾幾乎都在喜愛托爾斯泰作品這一點上統一了。每人喜愛的理由各各不同,因為每個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而對所有人來說,那是生命的一種啟示,一道通往無垠宇宙的大門。我們周圍,在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外省,來自歐洲邊陲的這個偉大聲音都獲得了同樣的、有時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好感。有一次,我聽見我故鄉尼弗奈有幾個對藝術根本不感興趣、幾乎從不看書的市民居然興致勃勃地談論《伊萬·伊裡奇之死》。 我在一些著名評論家的文章裡曾看到這樣的觀點,即托爾斯泰思想中的菁華都來自我們的浪漫派作家,如喬治·桑和雨果。且不說根本受不了喬治·桑的托爾斯泰是否有可能接受她的影響,也不必諱言盧梭和司湯達對他確有影響這個事實,但若不相信託爾斯泰的偉大人格和使我們深受吸引的魅力應歸功於他的思想,則是大謬不然了。藝術活躍其中的思想是有限的。藝術的力量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於如何去表現這些思想,如何去表現他個人的特點、藝術家的印記和他獨特的生活氣息。 托爾斯泰的思想是否來自別人,這一點有待討論。反正在歐洲還從沒聽見過他那樣的聲音。當我們聽到我們長期企盼且迫切需要的這種心靈樂音時,不由得心情激動,其原因除了上述那句話還能有什麼解釋呢?流行的說法對我們的感受不起作用。大部分人和我一樣,只是在讀過托爾斯泰的作品之後,才接觸到歐仁·梅肖·德·沃居埃[3]談俄羅斯小說的那本書,他對托爾斯泰的讚賞比我們遜色多了。德·沃居埃先生主要以文學家的眼光去品評作品,而我們認為單單欣賞其作品還不夠,我們置身於他的作品之中,他的作品成了我們自己的作品。是我們的,因為其中有熱烈的生活氣息和真誠的青春感受;是我們的,因為那裡有帶諷刺意味的醒悟、無情的遠見和死亡的糾纏;是我們的,因為那裡有對博愛和人類和平的夢想,有對文明謊言的猛烈聲討;還因為他的現實主義、神秘主義、自然的氣息、對無形力量的感覺,對無限的目眩神迷般的感受。 這些作品對我們猶如維特[4]之於他的同代人:猶如我們的力量、弱點、希望與恐懼的一面明鏡。我們不打算調和這些矛盾,尤其不打算將這顆包羅萬象的心納入狹隘的宗教或政治範疇,不會像某些效法保羅·布爾熱[5]的人那樣,在托爾斯泰去世的第二天便將這位曾經寫出《戰爭與和平》的荷馬式詩人歸入黨派的褊狹激情,仿佛我們的小團體一日間就能成為衡量天才人物的準繩!……托爾斯泰是否屬於我這一派,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會先弄清楚但丁和莎士比亞屬於哪一派,才去呼吸他們的氣息和接受他們的啟迪麼? 我們不會像今天的評論家那樣,認為「有兩個托爾斯泰,一個是轉變以前的,一個是轉變以後的。一個好而另一個不好」。對我們而言,只有一個托爾斯泰,我們始終敬愛他,因為我們本能地感覺到,在這樣的人心裡,一切都站得住,一切都前後關聯。 *** 過去我們憑本能感覺而未加解釋的事,今天我們可以用理智來證明。這完全做得到,因為現在托爾斯泰漫長的生命已經到達了終點,毫無遮掩地展示在大眾眼前,變成了思想宇宙的太陽。我們首先感到驚訝的是,他的為人自始至終一點沒變,儘管有人不時在這兒那兒設置障礙,儘管托爾斯泰本人由於熱情洋溢,當他愛和信的時候總傾向於相信自己是第一次愛,第一次信,以為這才是他生命的開始。開始,重新開始。他身上發生過多少次同樣的改變和同樣的鬥爭啊!我們不能說他的思想是一貫的。他的思想從來沒有統一過。但可以說,他的思想中始終有各種同樣的因素,時而相互妥協,時而彼此對立,但彼此對立的時候居多。托爾斯泰的思想和心靈中,統一從來是不存在的,統一只存在於他內心感情的搏鬥之中,存在於他的藝術和生命的悲劇之內。 藝術和生活是統一的。作品與生活的關聯從沒有像在托爾斯泰身上那麼緊密。他的作品幾乎總帶有自傳的性質。從他二十五歲的時候起,他的作品便讓我們一步步地緊隨他冒險生涯的各種不同經歷。他從二十歲以前一直到去世為止的《日記》[6],以及他提供給比魯科夫的筆記[7],補充了我們對他的認識,不僅使我們看到他內心逐日的變化,也看到了他的天才植根的世界以及啟發他思想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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