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55)_羅曼·羅蘭

五五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盧塞恩^[82]，他看見一個流浪的小歌手。寓居施韋茨霍夫的英國有錢人不願掏錢施捨，於是，他在《D.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記》中寫道，他鄙視自由主義者死抱著一切幻想，也鄙視那些「在善與惡的海洋上劃出假想界線」的人。

　　對他們來說，文明是善，野蠻是惡。自由是善，奴役是惡。這種假想的認識摧毀了本能的、原始的，也就是最美好的需要。但誰能界定何謂自由、何謂專制、何謂文明、何謂野蠻？又有什麼地方不是善惡共存的呢？我們心裡只有一個萬無一失的領路人，那就是鼓勵我們彼此接近的宇宙之神。

　　回到俄羅斯的故鄉亞斯納亞之後，他重又關注起農民問題，^[83]這並非他對民眾已經不抱幻想。他寫道：

　　不管聲稱民眾通情達理的衛道士們怎麼說，民眾或許是個好人的集合體，但他們湊在一起只是因為他們都有獸性和可恥的一面，這恰恰反映出人類天性的弱點和殘酷。

　　因此，他的工作對象並非群體，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孩童的個人良知。因為這才是希望之所在。他創辦了幾所學校，但不知道教什麼。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到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又一次旅居歐洲。^[84]

　　他研究了多種教育理論。不用說，都沒有採納。他去過兩次馬賽，發現真正的民眾教育是在校外——他覺得學校很可笑——通過報刊、博物館、圖書館、街道和現實生活來進行，他稱這一切為「意識不到的」，或者「自發的學校」。自發的學校是相對於他認為有害而愚蠢的強制性學校而言。這就是他想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創建和試辦的學校^[85]。他的宗旨是自由。他不允許一小撮所謂精英分子，即「自由主義特權社會」將自己的學問和錯誤強加給他們所不瞭解的民眾。他們無權這樣做。

　　這種強迫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學裡從來培養不出「人類需要的人才，而只能培養出墮落社會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學家，或者毫無目的地離開了原來的環境、虛度了青春、在社會上找不到位置的人——病態的、易怒的自由主義分子」^[86]。該讓人民說說他們需要什麼！如果他們不看重「知識分子強迫他們學習的閱讀和書寫藝術」，是完全有理由的：他們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需要。你就想辦法瞭解這些需要，並幫助他們去滿足這些需要吧！

　　托爾斯泰一直是革命的保守派，他努力想將這些自由的理論在亞斯納亞付諸實踐，說他教學生，倒不如說他和學生一起學習。^[87]同時，他還努力將一種更人道的精神引進農業經營之中。一八六一年，他被任命為克拉比夫納縣的土地仲裁人，保護老百姓反對地主和國家濫用職權。

　　我們別以為這項社會活動能給他帶來滿足，使他全身心地投入。他仍然擺脫不了與此對立的一些欲望。儘管他努力接近民眾，卻一直喜歡社交，他有這方面的需要。有時尋歡作樂的願望會重新萌發，有時是由於好動。他曾因獵熊幾乎送命。賭起錢來輸贏很大。甚至被他看不起的彼得堡文學界也仍然能對他產生影響。從這些誤區走出來，由於厭惡，他深深陷入煩惱。這個時期的作品不幸也帶有這種藝術上和思想上不穩定的痕跡。《兩個驃騎兵》（1856）有追求風雅的傾向，一派紈絝子弟的浮華浪蕩作風，讓托爾斯泰自己看了很不舒服；一八五七年在第戎寫的《阿爾貝特》，單薄、古怪，缺乏托爾斯泰慣有的深度和精確度；《記分員筆記》（1856）^[88]比較引人注目，但寫得匆忙，似乎反映出托爾斯泰對自己感到厭惡。他的化身涅赫柳多夫公爵在賭場裡自殺了：

　　他什麼都有：財富、名望、才氣、崇高的理想；他沒有犯過任何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他扼殺了自己的心靈、自己的青春；他的墮落甚至沒有強烈的欲望作藉口，而是由於意志薄弱。

　　即使大限臨頭也不能使他改變……

　　同樣奇怪的言行不一，同樣的遊移不決，同樣輕浮的思想……

　　死亡……這時，死亡開始經常在托爾斯泰的腦際縈回。《三死者》（1858—1859）已經預示了《伊凡·伊裡奇之死》中那種陰暗的分析，垂死者的孤獨感、對生者的仇恨，他絕望地詢問：「為什麼？」這部描寫三個死者的三部曲（三個死者是有錢的貴婦、患肺病的老車夫和被伐倒的白樺樹）確有其偉大之處；肖像刻畫細膩，形象相當動人，儘管作品享譽過高，但結構鬆散，白樺樹之死也缺乏使托爾斯泰的風景描寫產生美感的那種清晰確切的詩意。從整體來看，我們還不清楚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還是道德的意圖。

　　托爾斯泰自己也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四日，他在莫斯科俄羅斯文藝愛好者協會舉行的招待會上發表演說，頌揚為藝術而藝術^[89]。倒是該協會的會長向他這位「純藝術的文學代表」致敬之後，與他唱反調，捍衛為社會和道德而藝術。^[90]

　　一年以後，即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他心愛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在耶爾去世^[91]，托爾斯泰受此打擊，幾乎「動搖了對善、對一切的信念」，並放棄了藝術：

　　真相是可怕的……當然，只要存在想知道真相並將其說出來的願望，人們總會想辦法知道真相並將其說出來。這是我道德觀念中剩下的惟一東西，是我惟一要做的事情，但並不以藝術的形式去做。藝術是撒謊，而我再也不能愛美麗的謊言了。^[92]

　　然而，不到六個月以後，他寫了《波利庫什卡》^[93]，重又回到「美麗的謊言」中，這部作品除了隱含著對金錢及其罪惡勢力的詛咒之外，也許是他的道德意圖最少、純粹為藝術而寫的作品了，當然也不失為一部傑作。其缺點只是觀察過分紛繁，素材過多，足可寫一部長篇巨著，結尾也太慘烈，與充滿幽默感的開頭形成過分強烈、甚至有點殘酷的對照。^[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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