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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多次放棄已擬定的計劃之後，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看到，托爾斯泰終於動手寫《安娜·卡列寧娜》了[126]。可是正當他投入工作的時候，家裡出了一連串喪事[127]，生活又蒙上了愁雲；他妻子也病了。「這個家真沒有福運可言……」[128] 　　作品裡約略可以看見這些淒慘的經歷和激情幻滅的痕跡[129]。除了列文訂婚那幾章美妙的描寫以外，愛情已經沒有能與《戰爭與和平》某些篇章媲美的青春詩意，而這些篇章卻是所有時代最美的抒情詩。相反，愛情在這裡具有刺激、肉欲和專橫的性質。貫串整部小說的宿命色彩不再像《戰爭與和平》那樣，是一個公正而有殺傷力的神、帝國的命運之神，而是瘋狂的愛，「整個一維納斯[130]……」正是她，在那激動人心的豪華舞會上，當安娜和弗龍斯基不知不覺間產生情愫的時候，賦予身穿黑絲絨衣衫的美麗無邪而又富有思想的安娜「一種幾乎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正是她，當弗龍斯基剛表白完心跡，安娜立刻容光煥發，「那不是快樂的光芒，而是黑夜中驟然燃起的熊熊大火」。正是她，在這位忠誠而理性的女人，這充滿愛心的年輕母親的血管裡注入了強有力的情欲之津，並駐守在她心裡，直至毀滅它為止。接近安娜的人無一不感覺到這既誘人又令人心驚膽戰的潛伏著的魔鬼。首先是基蒂驚惶地發現了它。當弗龍斯基去看安娜時，心中既高興，同時又有一種神秘的恐懼感。只要安娜在場，列文便六神無主。連安娜也知道再也沒法控制自己。隨著故事的發展，無法駕馭的情欲將這個矜持的女人心中那座道德大廈一點一點地腐蝕掉。 　　她身上最好的東西，她勇敢而真誠的靈魂也破裂瓦解：她再也沒有力量放棄世俗的虛榮，她的生命除了取悅情人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她提心吊膽、羞愧難當地不讓自己懷上孩子。她受著嫉妒的煎熬。肉欲支配著她，強迫她無論在行動、聲音或者眼神中弄虛作假。她墮落成了只想吸引男人——不拘何種男人——注目的女人。她用嗎啡來麻醉自己，直到有一天，再也忍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感到無顏面對世人，終於含恨投身到車輪之下。「而那個鬍子拉碴的小鄉下人，」——她和弗龍斯基夢裡常常看見的可怕的幻象——「正站在車廂的踏板上，俯視著鐵軌」；據帶有預言性質的夢境所雲，「他彎腰俯向一個口袋，將一些零碎往口袋裡塞，這就是她往日的生活，連同她的煩惱、背叛行為和痛苦……」 　　「我保留報復的權利。」[131]上帝說道…… 　　這是一個為愛情耗盡精力，被上帝的戒律所壓垮的人的悲劇；托爾斯泰寫來一氣呵成且驚人的深刻。圍繞這個悲劇，他像在《戰爭與和平》中一樣，安排了另外幾個人的故事。可惜在這裡，各個故事此起彼伏，交替得生硬而造作，達不到《戰爭與和平》中像交響樂那樣有機的統一。人們也會覺得其中某些真實的畫面，如彼得堡的貴族圈子和他們無聊的談話，有時完全不必要。總之，較之《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在這部作品裡更鮮明地將他的道德人格和哲學思想與生活的景象交織在一起。但作品依然非常豐滿。和《戰爭與和平》一樣有各式各樣的典型人物，而且每一個都刻畫得極其準確。我覺得男人的形象甚至更突出。 　　托爾斯泰喜歡將斯捷潘·阿爾卡季奇描寫成自私而可愛的人，誰見了都會對他親切的微笑作出回應。還有卡列寧，他是高官的典型，地位顯赫而才識平庸的國家要員，慣于以嘲諷掩藏自己的真實情感，此人既莊嚴又怯懦，既假仁假義又有基督徒的感情，是一個虛偽世界奇特的產物。雖然他聰明，也慷慨大方，但始終難以擺脫這個虛偽的世界。而他也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心，因為，只要他處於放鬆狀態，最終必墜入神秘的迷茫之中。 　　小說寫了安娜的悲劇和一八六〇年俄羅斯社會各個不同的畫面，如沙龍、軍官俱樂部、舞會、劇院、賽馬等，但其主要特點卻是其自傳性質。康斯坦丁·列文比托爾斯泰筆下的任何人物都更像是托爾斯泰的化身。托爾斯泰不僅在他身上寄寓了自己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以及鄉村貴族老爺蔑視知識分子的反自由主義觀點[132]，而且將整個生命都給了他。列文和基蒂的愛情，他們婚後頭幾年的生活，完全是他自己家庭回憶的翻版。同樣，列文的兄弟之死也是托爾斯泰的兄弟德米特裡之死的痛苦再現。 　　這最後一部分完全是多餘的，只能使我們看到作者當時心中的困惑。如果說，《戰爭與和平》的結尾是計劃中的另一部作品的藝術過渡，那麼，《安娜·卡列寧娜》的結尾便是兩年後表現在《懺悔錄》中思想變革的自傳性過渡。書中已經常常以諷刺或激烈的形式批判當時的社會，在後來的作品中，這種攻擊一直在繼續。他攻擊謊言，所有的謊言——無論是出於道德還是出於罪惡的目的；他攻擊自由主義的空談、假惺惺的慈悲、沙龍裡的宗教和所謂的博愛！他向上流社會宣戰，因為它扭曲一切真實的感情，扼殺心靈高貴的衝動！死亡突然將一線光明投射到社會習俗之上。 　　面對垂死的安娜，驕矜的卡列寧動了惻隱之心。一道愛情之光和基督徒的寬恕之情終於進入了這個毫無生氣、矯揉造作的心靈。所有三個人，丈夫、妻子和情人頓時都發生了變化。一切都變得單純和坦然。但隨著安娜的逐漸復原，三個人都意識到，「面對在內心指引著他們的近乎神聖的道德力量，還有一股粗暴而強大無比的力量不由分說地操縱著他們的生活，使他們不得安寧」。他們已預見到，在這場鬥爭中他們是軟弱無力的。「他們將不得不做社會認為有必要做的壞事[133]。」 　　倘若列文如同他所表現的托爾斯泰一樣，在書的結尾也自我淨化的話，那是因為死亡也把他觸動了。直到那時為止，「他一直不能信仰，也不能完全懷疑」。自從眼見自己的弟弟死去，他便對自己的無知[134]感到恐懼。結婚曾經一度遏制住他的焦慮。但隨著第一個孩子的出生，焦慮又出現了。他時而拼命地祈禱，時而又否定一切。看哲學著作也無濟於事。精神狂亂之時，他真害怕頂不住自殺的誘惑。體力勞動使之有所緩解，在勞動裡無所謂懷疑，一切都是清楚明瞭的。列文和農民聊天。其中一個談到有些人「並非為自己而是為上帝而活著」。這對他來說不啻為一種啟示。他看到了理性與心靈的矛盾。理性教人為生活去進行殘酷的搏鬥，愛你周圍的人是全然不合理的： 　　 　　＜安娜·卡列寧娜觀看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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