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73)_羅曼·羅蘭

七三

　　惟一缺乏客觀真實性的人物是書中的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因為托爾斯泰將自己的思想給予了他。這已經是《戰爭與和平》或《安娜·卡列寧娜》中眾多著名人物——如安德烈公爵、皮埃爾·別祖霍夫、列文等——的缺點乃至危險，但還不那麼嚴重，因為他們的處境和年齡，比較接近托爾斯泰的精神狀態。而在這部作品裡，作者將一個七十老翁的靈魂硬塞進一個三十五歲的浪蕩公子的軀體之中。我並不是說涅赫柳多夫的精神危機不真實，也不是說危機不能來得那麼突然^[229]，而是根據托爾斯泰的描繪，這個人物的氣質、性格和過去的生活經歷，既找不出，也解釋不了這種精神危機的起因。而且，此病一旦發作，便再也制止不住。

　　當然，托爾斯泰深刻指出了涅赫柳多夫的犧牲思想一開始就有不純的成分，那些顧影自憐和自我欣賞的眼淚，稍後是在現實面前產生的恐懼和厭惡感。但他的決心從未動搖過。這次精神危機與先前那些來勢兇猛卻時間短暫的危機^[230]毫無關聯。什麼也阻止不了這個優柔寡斷的人了。這位王公有錢、受人尊敬、很在意社會對他的滿意程度。他正要娶一位愛他，而他也頗喜愛的姑娘，卻突然決定拋棄一切，拋棄財富、上流社會、地位，去娶一個妓女，為的是彌補過去的一個錯誤。

　　他的狂熱毫不動搖地延續了好幾個月，經受住了一切考驗，即使聽說他打算娶為妻子的女人繼續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時，也不曾氣餒^[231]。——這裡有一種神聖感，完全可以運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理論，從作品主人公陰暗的心靈深處直到機體組織中找到其根源，但涅赫柳多夫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毫無共同之處。他是個普通人的典型，庸庸碌碌，身體健康，正是托爾斯泰慣常寫的人物。事實上，我們清楚地感到，這是一個非常講求實際的人^[232]，與屬於另一個人的精神危機相疊合，這另一個人，就是托爾斯泰老頭。

　　同樣給人以雙元並立印象的，是書的末尾，以嚴格的寫實手法寫成的第三部分，出現了不必要的福音書式的結論——個人發自信仰的行為，把這種行為寫成觀察生活的結果是不符合邏輯的。托爾斯泰將宗教思想注入現實主義之中，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在此前的作品中，兩者結合得比較好，而在這裡，兩種因素卻並存而不融合。對比更加明顯的原因是，托爾斯泰的信仰越來越脫離實證，而他的現實主義藝術則日益放肆和尖銳。這並非疲倦而是衰老的跡象——可以說，關節有點僵硬了。宗教的結論並非作品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Deux ex machina^[233]……我深信，在托爾斯泰內心，不管他如何表白，他不同的天性，即藝術家的真誠和信徒的真誠並非水乳交融。

　　儘管《復活》沒有他青年時期作品的豐滿與和諧，儘管我個人更喜歡《戰爭與和平》，但它不失為描寫人類同情心的最美麗的，可能還是最真實的詩篇。在這部作品裡，我比在任何其他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爾斯泰那雙明亮的眼睛，那雙「能直接看透人心」的、淺灰色的眼睛。他在每一個人的靈魂中都看到了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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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斯泰從未捨棄藝術。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即便他願意，也不可能拋棄自己生活的宗旨。為了宗教的原因，他可以不出版作品，但卻不能不寫作。托爾斯泰從未中止過藝術創作。曾經在他晚年去亞斯納亞·波裡亞納拜望他的保羅·布瓦耶說：他一面寫宣道或論戰的作品，同時也進行文藝創作，交替進行，作為調劑。寫完一篇有關社會的論文，或者某篇《致領導者書》、《告被領導者書》之後，他便心安理得地繼續寫某個給自己講述的優美故事，——如《哈吉穆拉特》。這是一部軍事史詩，詠唱高加索戰爭一段插曲和山民們在沙彌爾領導下反抗沙皇的鬥爭^[234]。藝術依然是他的消遣、他的樂趣，但認為以此炫耀便是虛榮。他編過《每日必讀》（1904—1905）^[235]，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有關真理和生命的看法，真正是一套集東方經書到當代藝術家的如詩智慧之大成的文選。一九〇〇年以後，他所有的藝術作品留下來的都只是手稿^[236]。

　　相反，他果敢而熱情地以他論戰性的、含有狂熱信仰的文章參與社會的大論戰。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他幾乎全力以赴。當時，俄國處於可怕的危機之中，沙皇帝國一時間似乎分崩離析，搖搖欲墜。日俄戰爭、大潰敗，接著是革命動亂、陸海軍的叛變、大屠殺、農村騷動，一切都像是「世界末日」的徵兆。——托爾斯泰有一部作品用的就是這個標題。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間，危機達到了頂峰。在這些年月裡，托爾斯泰發表了一連串響噹噹的作品：《戰爭與革命》^[237]、《彌天大罪》、《世界末日》等。

　　在這最後的十年中，他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他孤軍奮戰，不加入任何黨派，不傾向任何國家，脫離了教會，被開除教籍^[238]。他理性的邏輯、執著的信仰，將他「逼到兩難的境地：離開其他所有人，還是離開真理」。他想起了這句俄羅斯諺語，即：「老人撒謊等於富人偷竊。」於是，他離開眾人而去宣示真理。他將全部真理告訴所有人。

　　這位與謊言不共戴天的老人，堅持不懈地抨擊一切宗教和社會迷信，一切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而不限於攻擊古代暴虐的政權、迫害異己的教會、沙皇的貴族統治。而今大家都向這些扔石頭了，也許他反而會手下留情。因為人們對這一切已有所認識，便不那麼可怕了。總之，他們幹他們的事，再也騙不了人了。托爾斯泰曾給沙皇尼古拉二世寫過一封信^[239]，實話說，這封信對作為君主的沙皇是不大客氣的，但對作為人的尼古拉二世，態度卻很溫和，他稱沙皇為「親愛的兄弟」，並且說，如果自己「無意中給他帶來不快，務請他原諒」。落款是：「祝願您獲得真福的兄弟上。」

　　托爾斯泰最難以寬恕並堅決予以揭露的，是新出現的，而不是過去已經被揭穿的謊言。不是專制主義而是對自由的幻想。人們弄不清，在新偶像的信徒中，他最恨的是社會主義者還是「自由派」。

　　他對自由派的反感由來已久。他在塞瓦斯托波爾當軍官和處在彼得堡的文人圈中的時候，這種反感已經產生了。這正是他與屠格涅夫不和的原因之一。這個驕傲的貴族和世家子弟，難以認同那些知識分子及其抱負，他們侈言不管願意與否，只要接受他們的烏托邦，必能給國家民族帶來幸福。托爾斯泰是地道的俄羅斯人，家世悠遠^[240]，對有自由色彩的新事物和來自西方的立憲思想一貫抱懷疑的態度。兩次旅歐更加深了他的警惕。第一次遊歷歸來時，他曾經寫道：

　　要警惕自由主義的野心。（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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