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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他之所以疏遠自由主義，主要是不屑其所為。而對社會主義，若不是他禁止自己憎恨任何事物，則是，或很可能是恨。他格外討厭社會主義，是因為其中混合著兩種謊言：自由的謊言和科學的謊言。難道社會主義不是侈言自己是建立在某種經濟科學之上，這種科學的絕對法則支配著世界的進步嗎？ 　　托爾斯泰對待科學的態度是非常嚴厲的。他寫過不少文章，尖刻地諷刺這種現代的迷信和「那些毫無意義的問題，諸如物種起源、光譜分析、鐳的本質、數的理論、動物化石以及其他種種無聊的課題等等。今天人們煞有介事地對待這一切，其重視程度猶如中古時代對待聖母無玷而孕或物質的二元論一樣」。——他嘲笑「那些科學的奴僕，他們和教會的奴僕一樣，自詡並說服其他人相信他們正在拯救人類，他們和教會一樣，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但他們彼此總難取得一致，於是便分成幫派。他們和教會一樣，是粗俗、道德上無知的主要根源，也是延誤人類從所受的苦難中擺脫出來的主要根源，因為他們拋棄了惟一能實現人類大同的東西，即宗教意識」[242]。 　　當他看見這種新狂熱的危險武器，落到自稱能使人類獲得新生的人手裡時，他心中備感憂慮，怒火也隨即爆發。任何革命者只要使用暴力，他便感到不快。革命的知識分子和理論家則使他厭惡，說他們是迂腐有害的學究、驕傲而僵化的人，不愛人類而只愛自己的想法[243]。 　　何況還是低級的想法。 　　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滿足人的最低級的需求：物質福利。即使這種目標也無法用它鼓吹的方法達到。[244] 　　歸根結底，它沒有愛，有的只是對壓迫者的恨和「對富人們溫馨富裕生活的豔羨，如同圍著糞堆亂飛的蒼蠅，只想吃個飽」[245]。如果社會主義有朝一日取得勝利，世界將出現可怕的景象。歐洲那群強盜將變本加厲地撲向弱小的野蠻民族，好讓歐洲以往的無產者能夠像古代的羅馬人一樣過上驕奢淫逸、優遊快樂的生活。 　　幸運的是社會主義者將最大的精力都耗費在誇誇其談之中，若萊斯[246]的演說便是一例…… 　　真是個了不起的演說家！他的演講包羅萬象，卻又什麼也沒有……社會主義有點像我們俄國的東正教：你攻它，將它逼得無言以對，你以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轉過身來，對你說：「不，我並不是你以為的那樣，我是另一回事。」於是從你手裡溜走了……耐心點！讓時間來判斷吧。有的社會主義理論就像女人的時裝一樣，很快便會從客廳退到門廳的。[247] 　　托爾斯泰這樣攻擊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絕不是讓貴族階級乘虛而入。恰恰相反，為的是從軍隊裡清除危險的搗亂分子以後，讓新舊兩個世界的戰鬥全面展開。因為，他也相信革命，但他的革命與革命者的革命有很大的不同，像中世紀的神秘主義信徒那樣，期待著聖靈統治的未來： 　　我相信，就在這個時刻，基督教世界裡醞釀了兩千年的大革命已經開始。這一革命將以真正的基督教取代腐朽的基督教及其衍生的統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才是人類平等和一切有良知者所企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礎。[248] 　　那麼，這位能看到未來的先知選擇什麼時刻宣佈幸福和愛的新紀元呢？是在俄羅斯最黑暗的時刻，災難和恥辱的時刻。啊！具有創造性的信念能發揮多大的能量啊！周圍一片光明，即使在夜裡也如此。托爾斯泰在死亡中看到了新生的跡象，在滿洲戰爭[249]的災難中，在俄國軍隊的潰敗中，在可怕的無政府狀態和血淋淋的階級鬥爭中也一樣。他夢想的邏輯使他從日本的勝利裡得出了奇怪的結論，即俄羅斯應該不參與任何戰爭，因為在戰爭中，非基督徒民族往往比「經歷過奴隸般服從階段」的基督徒民族佔有優勢。這麼說他的民族就該退讓？不是，那是最大的驕傲。俄羅斯必然拋棄任何戰爭，因為它要完成「偉大的革命」。瞧，這位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宣道者，暴力的死敵，竟在無意中預言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到來！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將把人類從野蠻的壓迫中解放出來。這場革命應當在俄羅斯爆發。果然如此。 　　為什麼俄羅斯必須扮演這個上帝選民的角色呢？因為新的革命首先必須彌補「彌天大罪」，所謂彌天大罪就是少數富人壟斷土地、千百萬人被奴役，而且是最殘酷的奴役[250]。還因為沒有一個民族對這種不公平感受之深比得上俄羅斯人民。[251] 　　尤其是因為，俄羅斯民族是所有民族中最能體會基督精神的，而即將到來的革命必須以基督的名義實現博愛和聯合的法則。可是，如果不遵循勿抗惡的原則，這個博愛的法則也實現不了[252]。這種不抵抗主義（注意，我們往往錯誤地將這種態度視為托爾斯泰和幾個空想家所特有的烏托邦思想）一直是俄羅斯人民的基本特點。 　　俄羅斯人對政府的態度，一貫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他們從不反對政府，尤其不參加政府，因而沒有被污染。他們認為參政是應當避免的壞事。有一個古代傳說，講到俄羅斯人祈求瓦裡亞基人[253]來統治他們。大部分俄羅斯人素來寧願忍受暴力行為，而不願做出反應或參與暴力。因此他們一直都是順民…… 　　自願地服從，和奴隸般的聽命於人毫無共同之處。[254]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逆來順受，根本談不上非經過鬥爭才向暴力屈服。但他不能接受或承認暴力的合法性。[255] 　　托爾斯泰寫這幾行文字的時候，正因目睹一個民族以英雄主義的不抵抗態度做出的壯舉而激動不已。這就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聖彼得堡的流血示威。手無寸鐵的群眾在東正教神甫加博內率領下，任由軍警開槍鎮壓，沒有一聲仇恨的呼喊，沒做出任何自衛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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