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153)_羅曼·羅蘭

一五三

　　是不是高高在上的憐憫使他不顧一切地同情這部作品呢？作品使他感到的興趣，超過了他承認的程度。雖然他走出戲院時口口聲聲回答高恩說：作品細緻有餘，細緻有餘，但是熱情不夠奔放，音樂也有所不足，但他儘量避免把《佩萊阿斯和梅麗桑德》與其他法國音樂作品混為一談。在一片濛濛灰霧中，這一盞燈卻大放光明，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他還看見別的燈光，有的強烈，有些奇光異彩，都在周圍閃閃爍爍。這些鬼火使他摸不著頭腦，他巴不得走過去一把抓住，看看光是怎麼發出來的，但卻不容易抓到。

　　這些自由自在的音樂家，克裡斯托夫越不理解，就越想瞭解，卻越難接近。他們似乎並不需要別人同情，而克裡斯托夫卻富有同情心。他們除了一兩個人以外，都不讀別人的作品，都不理解，也不想要理解。幾乎都各過各的，不管是由於主觀願望還是客觀現實，他們都脫離大眾，關在狹窄封閉的小圈子裡——不是傲慢，就是野蠻，不是厭惡，就是反感。他們雖人數不多，卻分裂成對立的小團體，並且不能共處。他們極端敏感，心眼太小，不能容忍敵人、對頭，甚至朋友，老怪朋友的稱讚不是太冷淡，就是太熱烈，不是太庸俗，就是太偏激。要想滿足他們，實在是難上加難。他們每個人結果都只相信一個評論家，只發給他評論執照，要他把自己當偶像崇拜，要他唯恐失去恩寵。

　　偶像是千萬碰不得的——他們只求自己瞭解自己，結果更沒有別人瞭解。他們由於同夥和自己的捧場而得意忘形，變得面目全非，結果反而不能腳踏實地，意識不到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到底掌握了多少藝術。明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卻自以為是在革新。一些精雕細琢的藝術家居然要和瓦格納爭個高低上下。他們幾乎都是拔高身價的犧牲品。他們每天一定要跳得比頭一天更高，比他們的對手更高。但跳高的成績並不總能稱心如意，而且只有幾個同行感興趣。他們不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心上也沒有他們。他們的藝術是脫離人民的藝術，他們的音樂只從音樂本身汲取營養。而在克裡斯托夫看來——不管他的看法對不對——沒有什麼音樂比法國音樂更需要外來的支持了。

　　攀緣植物不能沒有支架；法國音樂怎能沒有文學支援？音樂本身哪有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生命液汁？她的呼吸短促，血液不夠豐富，意志不夠堅強。她像一個形容憔悴的女郎，需要精力旺盛的男子漢。但這位東羅馬帝國的皇后亭亭玉立，面無血色，卻穿戴得珠光寶氣，前呼後擁的都是宦官：冒充風雅的文人學者和評論家。法蘭西民族並不是生來就欣賞音樂的民族；二十年來為瓦格納、貝多芬、巴赫或德彪西搖旗呐喊的人，並沒有超出某一個階層的範圍。形形色色的音樂會，不惜血本掀起的音樂高潮，並不表明群眾趣味發展的真正高度。這不過是超額的趕時髦，只不過是少數精英的事，而他們也暈頭轉向了。真正熱愛音樂的人為數不多，並不是那些高談闊論、大吹大擂的作曲家和評論家。在法國，真正熱愛音樂的音樂家實在太少了！

　　克裡斯托夫就是這樣想的；他不知道到處都是一樣，即使是在德國，也並沒有更多真正的音樂家，在藝術上，重要的並不是成千上萬毫不瞭解藝術的人，而是熱愛藝術、自豪而又謙遜地為藝術獻身的少數人。他在法國見到這少數人沒有？無論是作曲家還是評論家，精英都是默默無聞、遠離塵世、埋頭工作的，像法朗克那樣，像當代最有才華的作曲家那樣，多少藝術家不見天日地度過了整整的一生啊！後來的新聞記者才能引以為榮地發現他們，並且自稱是他們的朋友——這支任勞任怨的知識分子的小隊伍，沒有野心，不在乎自己，一磚一瓦地發掘法蘭西的過去，或者致力於國家的音樂教育，為法蘭西偉大的未來打下基礎。多少人才華橫溢，心靈豐富，熱愛自由，喜歡新奇事物，如果克裡斯托夫認識他們，那會多麼令人心嚮往之啊！但他只偶爾見過兩三個人才；他瞭解的只是他們受到歪曲的思想。他只見到他們的缺點，而且是藝術學徒和新聞販子模仿、誇大了的缺點。

　　這個庸俗的音樂界最使他噁心的是他們的形式主義。他們之間談論的問題沒有別的，只是形式。關於情感、性格、生活，一句話也沒有！沒有一個人想到真正的音樂家是生活在音響的宇宙中，他的歲月流逝，就像音樂在他的血液中循環。音樂就是他呼吸的空氣，就是他生活的天地。甚至他的心靈也是音樂；他愛的、恨的、忍受的、害怕的、希望的，一切都是音樂。一個音樂家的心靈愛一個美麗的肉體時，也是把肉體看作音樂的。情人使他神魂顛倒的眼睛不是藍色、灰色，或褐色的，而是音樂；看到情人的眼睛，音樂家心裡感到的是妙不可言的和音。這種內心的音樂比形之於外的音樂要豐富一千倍，琴弦比起心弦來，相差不知道多遠。

　　天才的高下是要用生命力的強弱來衡量的，要看藝術這不完美的工具能使人多麼熱愛生活——但在法國，有多少人想到了這一點呢？法國人是化學家，在他們看來，音樂似乎只是組合聲音的藝術。他們以為書只是字母的組合。克裡斯托夫聽見他們說：要瞭解藝術，一定不要去瞭解人，他只好聳聳肩膀。他們卻對這個謬論得意揚揚，以為這樣可以證明他們懂得音樂。甚至古耶這個笨蛋也這樣說，他從來搞不明白一個人怎麼背得出一頁樂譜！——他曾央求克裡斯托夫解釋這個不可思議的難題。現在，他居然來教訓克裡斯托夫說：貝多芬精神的偉大，瓦格納感官的愛好，對他們的音樂並沒有起什麼作用，還不如一個畫家的模特對圖畫的作用大。

　　「這就證明，」克裡斯托夫急得不耐煩地答道，「在你看來，一個美麗的肉體並沒有藝術價值！偉大的熱情也一樣！可憐的傢伙！你想不到美麗的臉給肖像畫增加了多少美，偉大的心靈為反映心靈的音樂又增加了多少美嗎？……可憐的傢伙！……你只關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作品技巧好，內容對你就無關緊要？……可憐的傢伙！……你就像有些人不聽演說家講什麼，只聽他的聲音，只莫名其妙地看他的手勢，卻說他講得好極了一樣！可憐的傢伙！可憐的傢伙！……該死的笨蛋！」

　　但使克裡斯托夫惱火的不只是一家的理論，而是所有的理論。他厭惡空洞的爭辯，厭惡音樂家永遠談論音樂，除了音樂以外不談其他。那簡直會使最好的音樂家也厭倦的。克裡斯托夫像俄羅斯音樂家穆索爾斯基一樣，認為音樂家不應該時時刻刻只想到對位與和聲，而應該讀讀好書，體驗體驗生活。一個音樂家只搞音樂是不夠的，這樣他並不能掌握時代的精神，高出於一片空虛之上……應該生活！體驗全部生活！要觀察一切，瞭解一切。要熱愛、追求、掌握真理——真理是戰神美麗的女兒，騎士的女王，你要吻她，她就咬你。

　　空談音樂已經談得太多，製造和音的工場也太多了！廚房裡和音的雜燴不會教人發現新的和音，和音不是魔鬼，而是活人！

　　他轉過身去，不理會這些瓦格納派的博士，他們想從蒸餾器和玻璃瓶裡孵化出小妖精來；他趕快溜之大吉，別了法國的音樂界，設法去瞭解法國的文壇和巴黎的社會。

　　克裡斯托夫最初是從日報上——像成千上萬在法國的人一樣——瞭解當代法國文學的。因為他急於儘快瞭解巴黎人的思想，同時進修法語，他就硬要自己認真閱讀據說是最有巴黎風味的報紙。頭一天，他在駭人聽聞的社會消息版讀到一個新聞，敘事和特寫一共占了好幾欄，報道的是一個父親和十五歲的親生女兒亂倫的事，但讀來不足為怪，反倒寫得相當動人。第二天，他又在這張報紙上讀到另一個父親和他十二歲的兒子跟同一個姑娘上床。第三天，他讀到的是兄妹亂倫的新聞。第四天，是兩姊妹搞同性戀。第五天……第五天，他把報紙一扔，對西爾伐·高恩說：「啊！你們這是什麼新聞？難道都是病態？」

　　西爾伐·高恩笑了起來說：「這就是藝術。」

　　克裡斯托夫聳了聳肩膀：「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一點也不是。你自己看吧！」

　　他給克裡斯托夫看一份最近的關於「藝術與道德」的調查報告，結果人們答道：「愛情使一切聖潔化」，「肉欲是藝術的起因」，「藝術不可能不道德」，「道德是耶穌會反復灌輸的陳規陋矩」。還有人說最重要的是「異乎尋常的欲望」——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人來函，都說一些描寫妓院風情的小說是純潔無瑕的。某些答問的文人還是著名的文學家和嚴肅的評論家。一個有家室產業的天主教詩人，居然用藝術家的名義祝福一部精心描繪希臘墮落風氣的作品。一些抒情的廣告大事宣揚一些不遺餘力地展示歷代傷風敗俗的小說：羅馬，亞歷山大，拜占庭，意大利和法蘭西文藝復興時代，路易十四的偉大世紀……簡直是無美不備，一應俱全了。另外一系列文章研究世界各地的風情：有些認真的作家用修道士的耐心來研究全球五大洲的銷魂場所。在這些研究情欲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當中，有的是與眾不同的詩人，有的是無懈可擊的作家。但若不是他們賣弄學問，那是看不出他們和別人有什麼不同的。他們用無可非議的字眼來描述的，卻是古代低級下流的風氣。

　　令人痛苦的是看到一些老實人，一些真正的藝術家，在法國文壇上名不虛傳地享有盛譽的文人，居然也改行來搞他們並不熟悉的東西。某些人學別人的樣子，拼命寫些肮髒下流的故事，讓晨報分期連載。他們像母雞下蛋一樣，到期總有產品，每星期一兩篇，一拖就是幾年。他們下蛋，下蛋，下蛋，等到無蛋可下，無話可說，他們就絞盡腦汁，要生制硬造一些稀奇古怪、聳人聽聞的東西，因為群眾已經吃飽了，什麼好菜都吃膩了，不久就會發現想像出來的最荒淫無恥的花天酒地也不足為奇，一定還要不斷地抬杠——和別人抬杠，和自己抬杠——於是，他們下蛋下得出血了，連腸子也拉出來了，叫人看了啼笑皆非。

　　克裡斯托夫不瞭解這場悲劇的內幕；即使瞭解，他也不會大發慈悲，因為在他看來，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一個藝術家為了錢而出賣藝術……

　　（「即使是為了保證親人的幸福也不行嗎？」

　　「不行！」

　　「那太不近人情了。」

　　「這不是人情的問題，而是做人的問題……人情！……上帝保佑你這種沒有骨氣的人情吧！……一個人不能同時愛二十樣東西，也不能同時侍奉好幾個上帝！……」）

　　在苦幹的生活中，德國小城就是克裡斯托夫的小天地，他走不出小城，所以想不到巴黎藝術界的腐化墮落幾乎在所有大城市都是一樣；認為「德國是貞潔的」，而「拉丁民族是不道德的」，這種遺傳的偏見又在他心中抬頭了。西爾伐·高恩如果要指出德意志帝國的醜事，上層階級的腐敗野蠻，荒唐無恥，那就有好戲看了。但西爾伐·高恩沒有想到利用這一點，他覺得德國也不比巴黎的風氣更觸目驚心。他含譏帶諷地想道：「各有各的習慣。」所以他覺得他生活環境的習俗也不足為怪；克裡斯托夫卻把習俗當作民族性。當然他會像德國同胞一樣，把腐蝕各國精神貴族的潰瘍病看成是拉丁民族藝術獨有的缺陷或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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