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裡斯托夫(228)_羅曼·羅蘭

二二八

　　「你有什麼辦法呢？」奧利維說，「需要互相容忍，互相同情，而這又要內心快快活活才做得到——這種快活表示生活正常，和諧，沒有毛病——也表示一個人的活動是有意義的，一個人感覺到自己在做大事。而這樣快活，國家一定是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或者——更正確地說——正在走向偉大的道路上。同時一定還要有——二者缺一不可——一個在黨派之上的精明強幹的政權。而超黨派的政權一定是靠本身的力量，而不是靠烏合之眾，也不是靠亂七八糟的大多數，而是以自己的成就取得大眾信任的政權：如百戰百勝的將軍，救國救民的公安委員會，智力超群的統治者……我也說不清楚。也不是我們說了就算數的。一定要有機會，還要有會抓住機會的人；一定要有運氣，還有才氣。讓我們既等待又希望吧！力量已經有了：信仰的力量，科學的力量，古老的法國，新生的法國，最偉大的法國做出的成績……誰知道這個秘訣，這個魔方，能把這些力量全都聯合起來，那是多麼浩大的聲勢啊！但是這個秘訣不是你和我說得出的。誰知道呢？是勝利嗎？是光榮嗎？……耐心等待吧！最重要的是民族的精英要集中力量，不要互相摧殘，不要時機未到就先洩氣。運氣和才氣都不會從天而降，只有忍耐、勞動、信仰了幾世紀的人民才配有運氣和才氣。」

　　「誰知道呢？」克裡斯托夫說，「運氣和才氣往往來得比預料的更快——往往最出人意料。你們的時間表拖得太長了，一說就是幾個世紀。現在就準備吧！系好腰帶！穿好鞋子，拿起手杖……你怎麼知道上帝今夜不光臨呢？」

　　這天夜裡，上帝已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了。他的翅膀撒下的影子已經遮黑了樓門口。

　　看來微不足道的事情，忽然使法國和德國的關係緊張起來。^①三天之內，本來是和和氣氣的鄰國，說話用的卻是戰爭前夕挑釁的口氣。只有那些生活在幻想中，以為理性在統治世界的人才會覺得意外。而這種人在法國並不少；他們在一夜之間，看見萊茵河對岸的報紙像脫韁野馬似的發出了反對法國的狂叫怒吼，不禁嚇得目瞪口呆。兩國都有一些報紙，以為愛國主義是他們的專利，用民族的名義說話，對國家發號施令，有時還得到了國家的默許，他們要求政府執行某種政策，對法國發出了盛氣凌人的最後通牒。

　　﹛①這幾頁是1908年寫的。第七卷《樓中》是1909年2月出版的。——原注﹜

　　德國和英國之間早有衝突，而德國不許法國有獨立自主的權利，氣勢洶洶的德國報紙強迫法國宣佈支持德國，否則就威脅要法國成為首當其衝的戰爭犧牲品；他們以為用恐嚇的手段可以締結同盟，可以不戰而勝，先把法國當作俯首稱臣的戰敗國——總而言之一句話，當作奧地利一樣。我們可以看出德帝國主義的狂妄自大，驕橫跋扈，陶醉在自己的勝利中，他們的政治家完全不理解其他民族，把國內推行的武力至上主義原封不動地推到國外。他們不知道，對一個有幾百年光榮歷史，曾經威震歐洲的古老民族，這種粗暴強迫的方法當然只會得到和德國的期望完全相反的結果。它喚醒了法國人沉睡的自豪感；從上到下，法國都震驚了；最麻木的人也發出了憤怒的喊聲。

　　但德國的人民群眾和這些挑釁行為毫無關係：每個國家的老百姓都只要求過和平的生活；德國人民尤其和氣、親切，喜歡和大家搞好關係，寧願佩服別人，模仿別人，而不願和人動手。但當局卻不問老百姓的意見，老百姓也不敢說出來。男子漢要是不習慣參加公眾的活動，就註定了要變成公眾的傀儡。他們糊糊塗塗成了搖旗呐喊的應聲蟲，反映的其實只是報紙上一觸即發的叫囂和領導人的挑釁，結果卻會唱出《馬賽曲》或《保衛萊茵河》。

　　這對克裡斯托夫和奧利維是個可怕的打擊。他們習慣於相親相愛，他們很難想像他們的國家為什麼要背道而馳。這種年深月久的敵意為什麼會忽然爆發，兩個人都看不出理由來。尤其是克裡斯托夫，作為一個戰勝國的德國人，更沒有理由仇視戰敗國的法國人。他對有些同胞的狂妄自大覺得難以忍受，非常反感；在某種程度上，他和法國人同樣痛恨這種高壓手段；但他不大理解的是：法國到底為什麼不肯成為德國的盟邦。在他看來，這兩個國家有這麼多根深蒂固的理由應該團結一致，有這麼多共同的思想，有這麼偉大的任務要共同完成，因此，他對兩國為了沒有價值的多年積怨而爭吵不休，覺得惱火。像所有的德國人一樣，他也認為兩國間的誤會主要應該由法國負責，因為他雖然承認：回憶普法戰爭的失敗對法國是痛苦的，然而，他只把這看成是個面子問題，為了法國更高的利益，為了人類文明的利益，面子問題就該退居次要地位了。

　　他從來沒有認真想過法國割讓阿爾薩斯、洛林兩省的事。在小學時代，他就已經把法國割地賠款看成公平合理的，認為外國佔領這兩省幾百年後，理應把德國的土地歸還德國。因此，當他的朋友認為法國割地是奇恥大辱的時候，他簡直覺得禍從天降。他從來沒有和朋友談過這些事，以為他們一定意見一致；他知道奧利維忠誠老實，思想自由，不料他談起這事既不感情衝動，也不怒氣衝衝，只是內心憂鬱痛苦地對他說：一個寬大的民族可以不報仇雪恥，但是同意忍辱含恨，那就有損國格了。

　　他們很難互相瞭解。奧利維列舉了歷史上的理由，說明法國有權收回阿爾薩斯這塊拉丁民族的土地，但一點也說服不了克裡斯托夫；他也可以舉出同樣有說服力的反對理由：因為歷史總可以提出政治所需要的理論根據，以便執行各自喜歡的政策。克裡斯托夫能接受這個問題，與其說是從法國的觀點，遠遠不如說是從人情的觀點。阿爾薩斯人是不是德國人？問題並不在這一點上。他們不願做德國人，這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誰有權利說：「這些居民屬於我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兄弟？」

　　如果這些居民不承認是他們的兄弟，即使他們錯了，錯誤也要歸罪於不討兄弟喜歡的那一方，誰也沒有權利硬要兄弟和他們共命運。四十年來德國的暴力的欺壓，不論公開的還是隱蔽的，甚至一絲不苟的英明當局真正做過的好事，都不能強迫阿爾薩斯人做德國人。即使他們筋疲力盡，不得不退讓時，他們也忘不了世世代代被迫離開故國的痛苦，還有更悲慘的，是不能流亡的人不得不忍受他們恨之入骨的欺壓，眼看國土受到掠奪，人民受到奴役，卻無可奈何！

　　克裡斯托夫老實承認他從來沒看到問題的這一面，所以一聽心就亂了。一個老實的德國人討論起來總是開誠佈公的，而一個熱情的拉丁人卻自尊心太重，無論怎麼真誠，也不會這樣坦然。克裡斯托夫並沒有想到找個藉口來開脫德國人的罪行，其實，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有過犯同樣罪行的先例。但是他太高傲了，不屑去找這種丟人的藉口；他知道人類越進步，人的罪行在周圍光明的襯托下，就越會顯得可恨。但是他也知道，假如打勝仗的是法國人，他們對德國人也不會手下留情，只會在罪惡的鎖鏈中增加一環。因此，衝突的悲劇會永遠繼續下去，歐洲文明的精華就有消滅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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